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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地理信息使用:无秘可保,何不公开?
来源:转载自泰伯网 | 作者:泰伯网 | 发布时间: 242天前 | 671 次浏览 | 分享到:
数据的不足,不是“没有数据”或者“精度不够”,而是有了不能用。
       4月8日,自然资源部发布《涉密基础测绘成果提供使用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为规范使用“涉密”的基础测绘信息提供了新的法规依据,也为相关产业的数据应用提供了新的想象空间。

  法规与产业对不上拍子

  2009年,国家实施了《地理空间框架基本规定》《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基本规定》《地理信息公共平台基本规定》三项测绘行业标准。2010年,测绘局就颁布了《基础地理信息公开表示内容的规定(试行)》,对定位基础、水系、居民设施、地貌等信息的公开内容做出了规定,并通过地理信息公共平台进行发布。目前,这一平台(也称“天地图”)已经升级到2018版。

  事实上,政府公开基础地理信息的初衷,就是“满足人民群众对地理信息日益增长的需求,促进地理信息产业的健康发展”。一边是人民群众,一边是产业发展,我国政府深刻地明白,信息价值的产生与放大就在于流动。

  近十年过去了,随着互联网+地理信息产业的蓬勃发展,基础地理信息的公开程度与市场对信息的需求始终无法匹配,而部门又常常以涉密为由将更进一步的数据公开拒之门外。业内人士认为,一方面是国家通过技术创新和资金投入大力推进数据的采集加工,另一方面却是绝大部分高精度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尚未流通。数据不足成为桎梏我国地理信息产业发展高度的卡脖子因素。

  关键问题在于,数据的不足,不是“没有数据”或者“精度不够”,而是有了不能用。

  目前,谷歌地球已经可以提供0.3米精度的遥感数据。而“天地图”在这方面其实也不遑多让,据报道,2018年“天地图·湖南”的最高精度就可以达到0.2米,2018版的“天地图”新增了207个城市建成区优于1米分辨率的影像数据。其实在商业层面,这种精度可以满足目前大部分的应用场景。

  这时,“涉密”成为挡在很多企业面前的拦路虎。

  不能说的秘密

  相比于谷歌地球看得到的精度,中国民营企业是否可以发布同样精度的数据,并没有法规做出明确规定。这种模糊让企业无所适从。也就是说,即便拿到了精确地信数据的“杀手锏”,也只能成为“屠龙之术”,技成而无所用其巧。

  而事实上,现有的技术条件下地理信息基本无秘可保。美国已获得SRTM1和SRTM3高程数据,其中已公开发布的90米格网SRTM3高程精度优于我国的1:250000DEM精度;德国的TanDEM-X全球高程模型在大部分地区高程精度可达到4米以内;公开出售的1米分辨率的卫星影像已能识别出极大部分军用设施的分布和空间位置;国外建站的众包地图OSM(OpenStreetMap)在我国一些城市已能详细表示胡同那样细小的地物,平面位置也达到较高的精度。一些过时的保密规定,现在看来颇有掩耳盗铃之感。

  中科院西光所大数据应用工程中心时空大数据实验室主任李振宇在接受泰伯网采访时表示,现行的政策是在原来数据获取能力不足、数据稀缺的条件下制定的,多年来我国数据获取能力突飞猛进,但政策没有及时跟进调整。

  我国出台的一系列关于地理信息保密的规章、政策和技术处理规定,形成于不同的历史时期,但因出台的背景、解决问题的侧重点不同,存在着衔接、矛盾、掌握尺度不一致、依据不充分等问题。有些保密规定施行了十数年未再修订,基础地理信息公开的规定已经进入第九个“试行”年头而不得“转正”。

  面对这种现状,企业的做法则会更加“灵活”:向国外购买高精度卫星图像;对购买的基础地理信息数据重复使用;企业内的数据交换等等。这些行为很多在法律上是存在风险的。

  李振宇先生对此调侃到,“严格按照法规政策,手机定位都是一种测绘行为,都违反现行法规”。

  “保密之保密”的怪圈

  此次意见稿中申请条件的规定十分简洁:国内法人或组织,目的明确合法、申请内容与目的匹配、保管条件合法合规,还明确了办理的时间期限。也就是说,国内企业基本都可以依据此办法申请基础测绘信息了。

  但同时,使用人还是需要签署保密责任书,遵循相关保密规定,违者将可能承担刑事责任。这里就可能出现内在的行政逻辑问题了。

  由于数据使用人申请的数据本身涉密,基于这些成果衍生的产品也可能依然涉密,因而导致这些产品在保管和使用中仍然受到大量限制,流动受阻,其业务适用性随之变得暧昧不清。甚至有业内专家认为,此次新规实际是基于行政机构改革重新定义了管理部门。

  在美俄等航天大国,都有对地理空间信息公开的相应管理机制。例如美国《有关安全访问地理信息的指导方针》,在“确定地理空间数据中的敏感内容以及提供合法获取途径的决策过程”中,将数据的接收者(数据用户)划分为社会公众、政府机构或非政府组织、快速反应部门、司法机关与应急部门、各级政府的合作对象等不同类型。这些国家大致思路都是对数据和用户分级,建立多纬度的数据开放界限,并随时进行动态调整,逐步放宽。

  在我国,基础地理信息部门存在向社会开放利用的意愿和行动。基于供给侧结构改革的要求,2010年以来,全国省级政府层面颁布或修正了30余部测绘地信方面的地方政府规章。而此次意见稿中也明确了中央与地方对涉密成果的分级负责,建立健全地理信息资源共建共享机制,鼓励积极探索涉密基础测绘成果向社会开放利用的有效形式。

  基于这种趋势,专家主张“法不禁止即可为”,民营企业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更大胆一些,面向用户和需求,完善底层基础数据和技术。

  李振宇先生认为,对于涉密数据衍生成果的规定还需要明确,调整涉密要求,生产脱密成果。浙江测绘地信局教授级高工徐韬也撰文指出,地理信息保密要突出重点,跟进和完善相关技术标准,不宜在以民用为主要用途的基础地理信息载体上附加秘密信息。

  同时,徐韬也提醒,目前阶段,要求我国地理信息管控政策与发达国家完全一致,提出过高、步子过快的要求是不现实的,可以先从一些已经形成共识的、具有较大安全系数的方案着手,逐步完善,积极稳妥地推进地理信息公开。

  参考文献

  [1] 徐韬,对地理信息安全保密若干问题的思考,原载于测绘地理信息蓝皮书(2017).

  [2] 王颖,国外地理空间数据信息公开的管理机制及启示,保密工作.2017年07期.